张朋朋先生：我为什么要反思西方语言学

我为什么要反思西方语言学

張朋朋

北京語言大學

一

中国自古有“文字学”，没有“语言学”，中国现在的“语言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代表作是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此书是中国“语言学”的基础教材。《语言学纲要》《语言学概论》等是中国语言学家根据索绪尔的理论编写的。“普通”（generale）是“普遍、通用”之意。中国语言学家就是根据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

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反思西方普通语言学，2007年出版的《文字论》是初步反思西方语言学的文字理论。在《文字论》出版后，我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西方语言学作了进一步反思。

我为什么要反思西方语言学？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是中国的文字改革问题。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语言学。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都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他们认为汉字是比表音文字落后的文字，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也是他们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用拉丁字母设计了一个取代汉字的《汉语拼音方案》。使用拉丁字母文字必须统一语言，又是他们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并将其写入《国家语言文字法》，这就是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由于统一语言实现不了，文字改革只得偃旗息鼓，但中国语言学家并没有承认中国的文字改革是错误的，他们还在继续教授西方语言学。我认为文字是记载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著成的汉文典籍，中华文化是不可能传承和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是汉字文化，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废除记载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汉字，就割断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坚定中国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坚定中国的文字自信，要坚定汉字自信就必须否定中国的文字改革，而不反思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西方语言学，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不会画上句号的。

第二是国内的语文教学问题。中国基础教育的传统是不教说话，只教识字读书和写文章，而且是把经典古文和诗、词、歌、赋的教学作为汉文教学的基础。而今天的语文教学却是重视“现代汉语”教学，是先教汉语拼音，然后用汉语拼音来教汉字的读音，用现代白话文来教中国孩子的听、说、读、写能力。这样教的结果，不仅今天中国孩子的读写能力大不如前，而且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原因何在？原因就是中国引进了西方语言学，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所以传统上必教的古文被称为“古代汉语”，不用教的白话文被称为“现代汉语”。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教学大纲是由中国语言学家根据西方“语言学”制定的。因此，要扭转中国基础教育的局面，不反思西方语言学是不行的。

第三是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外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为什么叫对外汉语教学，不提汉字呢？因为教学理念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汉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那么，白话文就是“现代汉语”，所以教师就采用“语文一体”的教学模式，用白话文教“现代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教师使用中国语言学家设计的准备取代汉字的《汉语拼音方案》教汉语语音，还教中国语言学家研究和描写的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学的所谓的词汇和语法规则，汉字被置于从属地位。这样教的结果，学生觉得“汉语难学，汉字更难学”，出现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瓶颈问题。国家汉办主任呼吁有关专家“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但汉办主任不知道这是由中国语言学家引进西方语言学造成的，因此，不反思西方语言学，是不可能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的。

由于上述原因，我必须反思由中国语言学家引进的西方语言学。

二

首先质疑的是：认为“文字表现（代表）语言”“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西方语言学的这一文字观指的是中国的汉字吗？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吗？古文是古代汉语吗？

《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

研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译本和原著，我发现索绪尔认为，“只有两种文字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汉字是表意体系。”“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索绪尔明确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指的并不是中国的汉字，而是拉丁字母文字。

法文原文

中国老一代语言学家接受了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观。吕叔湘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徐通锵也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示‘义’的。”如下图：

他们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认为“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古文是古代汉语”，这是把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观套在了汉字头上，这是张冠李戴，而我们的汉字不是拉丁字母文字。汉字的本质是字形，是以“形”示“意”。表意文字的文字观认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下图：

语音是听觉的，字形是视觉的，语音和字形是有联系的，汉语有多少方言，汉字就有多少读音。因此，字形和语音的联系是不固定的，是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学过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读出语音，也可以听到语言写出文字，这是语言和文字通过人脑进行相互转化的现象。汉语是包含普通话在内的多种方言的总称，中国人讲多种方言，但使用一种文字，一种文字怎么能是多种方言的符号呢？因此，汉字不是汉语的符号，而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用汉字写的文章是汉文，汉文是“字本位”。汉文不是汉语，而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总称，白话文不是现代汉语，古文也不是古代汉语。汉语和汉文、汉字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中国为什么会引进西方语言学？为什么中国老一代语言学家会接受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观呢？

清末，“西学东渐”，中国引进了西方很多学科，其中就有西方语言学。因为清末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不少中国人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的一切，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汉字都是落后的，不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靠读经传承的，所以他们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他们不仅废除了“读经”，还要把汉字改成拉丁字母文字，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而此时，引进的西方语言学正好在文字理论上为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中国老一代语言学家成为了废除“读经”和汉字拉丁化的中坚力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中国并没有强盛，文盲也不比使用繁体字的台湾和香港少，而且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中国之所以走上富国强兵之路，那是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现在用电脑呈现汉字的方式比拉丁字母文字更便捷。因此，汉字亡国论、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中国文化落后论都不攻自破了。实际上，文字改革已宣告失败。中国人已找回了对中国文化和汉字的自信。按理说，今天该是否定文字改革，该是修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时候了，该是用中国文字学指导汉字教学的时候了，在中外汉文教学中，该是恢复“读经”的时候了，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都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中国，西方语言学已取代了中国文字学，成为了国家制定语言文字政策的重要学科。中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并没有放弃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观，甚至连研究汉字的中国文字学家也接受了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观，也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今天，虽然中国老一代语言学家都已作古，但他们引进的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还在我们的大学传授。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接受西方文字观的学者和教师群体，而且他们的学生正掌握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权。虽然他们不提文字改革了，但还坚持文字改革的理论，还坚持用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观来指导中国的汉字教学。被西方文字观桎梏的中国语言学家甚至提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一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观是不容置疑的公理。

三

西方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观是不容置疑的公理吗？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吗？拉丁字母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吗？拉丁字母文字表现（代表）语言吗？我进一步反思。

通过进一步研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和西方《普通语音学》，我发现西方拉丁字母文字并不是表音文字，也不是语言的符号。因为人是用“语流”表示意义的，在“语流”中不存在孤立的音素，而文字中的字母是独立存在的，可见，字母不是音素的符号，拉丁字母文字表示的也不是真正的语音——语流。因此，拉丁字母文字也不是语言的符号。

我发现索绪尔使用了一个错误的提法，这就是“音响形象”。因为音响是没有形象的。语音和字形在人脑中是有联系的，人听到语音在大脑中会出现字形，于是索绪尔就认为“语音”是有形象的。索绪尔的这一错觉使他把语言和文字看成是物体和照片一样的“表现”（representation）关系。“文字表现语言”的理论显然是不对的。无形的语音怎么可能有“形象”呢？文字怎么可能是语言的照片呢？有形的文字怎么可能表现无形的语言呢？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但他为什么没有认识到语言是听觉符号呢？因为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有问题。索绪尔把符号只看作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但他没有研究为什么人能使用符号？

我认为人能使用符号，是因为人有接收和感知符号的器官。语言是由人的听觉器官接收和感知的，而文字是由人的视觉器官接收和感知的，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因此，文字是记录意义的视觉符号，而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我发现索绪尔和他之前的西方语言学家并没有研究语言，而是在研究文字。这和我们中国古代学者是一样的，只是西方语言学家错误地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表现语言”,把研究文字当作研究语言了，把文字单位当作语言单位了，把“文法”（grammar）当作“语法”了。因此，西方描写语言学是用文字描写语言。因为字母合成文字，文字根据文法合成句子，所以西方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也是合成的。这种错误的语言观在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暴露了出来。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是采用“合成法”教英语，先用字母教音素，再用字母的拼合教音节和词汇，最后讲解以字造句的文法规则，是用文字来教语言。结果，学生只获得了读写“英文”的能力，没获得听说“英语”的能力，成了不会说话的哑巴。“哑巴英文”现象说明西方语言学的“合成论”语言观也是错误的。

我发现为了解决“哑巴英文”的问题，有些西方语言学家开始观察儿童是如何获得听说语言的能力的，这确实是真正观察和研究语言和人的语言能力了。但他们还是观察儿童是如何自然“习得”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忽略了语言环境的作用。其实，儿童的语言能力不是由部分“合成”的，而是在语言环境中整体“生成”的，有无语言环境是决定因素，因此，我认为“生成论”的语言观是科学的。

我发现有些西方学者也在反思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文字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出版了《论文字学》；英国语言学家罗依·哈里斯出版了《反思文字》；他们在各自著作中都对西方传统的文字观和索绪尔的文字观进行了质疑和反思。但他们的认识与我的感受是不同的，请先看一段出版社对罗依·哈里斯《反思文字》一书的评介：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直到今天，西方对待文字的传统观念都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一种视觉替代品。著名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首次将此传统的假设纳入了更广义的符号学理论中，从而为此观念奠定了合理的基石。受索绪尔理论的影响，现代语言学家就更热衷于研究语言，而忽略了对文字的研究并将其边缘化。罗依·哈里斯指出现代语言学的文字理论存在重大缺陷。作者认为使用文字进行交际和沟通远比语言更有分量。这个观念对正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一个颠覆。

西方人也承认罗依·哈里斯对索绪尔的文字理论的反思是“对正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一个颠覆。”但他们仅仅认为这是“现代语言学的文字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是使西方学术界“忽略了对文字的研究。”而我认为西方语言学的文字理论不是“缺陷”的问题，而是重大的概念性错误，是错误的文字观导致了错误的语言观，中国引进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后，中国语言学家不是忽略了对中国文字的研究，而是要废除汉字，要用拉丁字母文字取而代之。我认为，引进西方语言学险些给汉字造成灭顶之灾。

人生来就有语言器官，在语言环境中自然会生成听说语言的能力，但中国人认为光会说话不行，要能读书、写文章，否则就是文盲，干不了大事，所以中国人自古就非常重视文字教学，很早就建立了“文字学”，已有几千年研究和教授汉字和汉文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就是说，中国只需要“文字学”，不需要西方“语言学”，不需要中国语言学家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描写的词汇和语法规则，但引进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后，中国语言学家用“西方语言学”取代了“中国文字学”，在大学和师范院校占了统治地位，他们用西方语言学改变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汉字教学传统。我深感，西方语言学对中国的文字教学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危害比西方严重多了。

四

综上所述，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和语言观都是错误的。中国的文字改革和白话文运动是西方错误的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我们应在反思西方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一门真正普遍、通用的学说。这门学说应该能解释世界上一切语言和文字现象，应该能揭示语言和文字的共性和个性。那什么是世界上一切语言和文字的共性和个性呢？

我的看法是：

一、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语言是以“音”示“意”，文字是以“形”示“意”。语言和文字在人脑中是有联系的，把语言写成文字，把文字读成语言，这是语言和文字通过人脑进行相互转化的现象。

文字的本质是字形，世界上的一切文字都有可视的字形，都有字母，大量的文字单位都是由少量的字母拼合的，这是文字的共性。文字的个性是字形不同，是字母不同，拉丁字母文字和汉字是创造字形的方式不同，是拼形方式不同，是文法不同。

语言和文字的功能是不同的，语言一发即逝，文字是超越时空的，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文字超越时空的功能是有大小和强弱之分的。汉字与拉丁字母文字相比，汉字超越时空的功能远胜于拉丁字母文字。

二、人听说语言的能力不是由部分合成的，而是在语言环境中自然整体生成的。文字是人类在语言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文字的产生使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并促进了语言的发展。文字是由表示意义的字形、呈现字形的方式和载体三者共同构成的工具。文字是以文章的形式表达思想的，文字单位不是语言单位，文法不是语法，文法是字母合成文字单位，文字单位合成句子，句子连成文章的规则。人读写文章的能力是通过教学获得的。人听说语言的能力和读写文章的能力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

研究语言和文字，不仅要区分语言和文字，还要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不仅要研究语言是如何自然产生的？还要研究文字是如何人为创造的？不仅要研究人的语言能力是如何自然生成的？还要研究人的文字能力是如何通过教学获得的？另外，还要研究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特别要研究人的文字能力是如何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的？

我希望本文的发表：

能使中国的文字改革早日画上句号。

能对扭转中国基础教育的局面和破解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瓶颈问题起到促进作用。

能引起更多人对西方语言学的反思，为建立真正的普遍、通用的语言文字学提供一个讨论的基础。

作者：張朋朋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

著述：《文字论》《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又名《字启蒙》（与法国白乐桑先生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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